台湾经济为何走向失落
2017-12-03 17: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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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财网外汇资讯】-台湾经济从战后的“亚洲四小龙”到2000年之后走向衰落，部分根源来自于政策介入产业带来不确定性、产业金融化、人口红利逆转等。
台湾在战后曾经历长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创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率超过9%之纪录的“经济奇迹”，并且与新加坡、香港、韩国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预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这个时期的国外学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或发展研究者，多半将台湾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典范。
在上述的历史脉络下，台湾的经济社会学伴随着本地经济蓬勃发展，累积了大量研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80 年代以来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或可称之为“奇迹典范”(miracle paradigm)。然而，从 1990 年代开始，这种经济发展荣景与学术上的百花争鸣逐渐退色。
从 1997 年起，台湾的发展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2001 年又遭遇全球电子业衰退，GDP 年成长率首次为负 1.26，失业率则冲破 5%。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期间，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4～5%之间，成为在野国民党的攻击对象。然而，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之际，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来袭，在这场余波荡漾的大衰退冲击之下，2009 年 GDP 年成长率衰退到负 1.57，失业率逼近 6%，到 2015 年为止，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3%左右。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动力减弱，新一波全球萧条风雨欲来，台湾的经济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后，台湾不仅经济成长率大幅衰退，也历经一连串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1986 年解除戒严之后，随之而来 1989 年经济自由化，国营事业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能力越来越微弱。民主转型、政党轮替以及民众权利意识成长的影响下，经济政策已经难以用强势的行政权来推动。
另一方面，政府效能确实远远赶不上市场转型的脚步，过去以强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重大财经政策，例如贸易上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与后来的积极开放，半导体产业的“两兆双星”计划，以及金融改革与高等教育产业大幅开放的政策，似乎都不见效，说明国家角色在转型过程中的失能。
其次，台湾金融市场对国际资金开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特别是到中国大陆另辟生产基地，两岸经济整合使得台湾中小企业面临存亡挑战、劳工就业条件也受影响，逐渐与经济成长脱钩甚至恶化。
而从市场结构来看，台湾的私营企业正在历经大型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为中小企业的鸿海集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大型企业早已取代了中小企业的出口份额。所谓高科技电子业逐渐凌驾传统产业，台湾先是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 21 世纪却面临迅速的资本外移，电子业海外生产的产值高达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团企业，成为台湾经济活动的主力，也越来越远离台湾经济起飞时由中小企业撑起半边天的图像。
金融产业结构也面临巨变。 1991 年的银行自由化与公有控股集团逐渐释股改变了间接金融的产业结构，农会与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市场被新银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后形成了“吴辜蔡花”金控体系——也就是新光、中信、国泰富邦与以花旗为代表的外资银行等巨型金控集团。
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与对外开放，成为台湾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上市柜公司数目由 1990 年的两百多家成长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余家，法人与外资主导台湾股市，企业则历经“金融化”与“华尔街化”的洗礼，经营策略越来越受到全球竞争压力与股东短期获利要求的影响。从发展历程与结构变迁来看，过去二十余年来，台湾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与全球经济接轨，远离早期发展研究所描绘的图像。
台湾在战后曾经历长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创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率超过9%之纪录的“经济奇迹”，并且与新加坡、香港、韩国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预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这个时期的国外学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或发展研究者，多半将台湾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典范。
在上述的历史脉络下，台湾的经济社会学伴随着本地经济蓬勃发展，累积了大量研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80 年代以来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或可称之为“奇迹典范”(miracle paradigm)。然而，从 1990 年代开始，这种经济发展荣景与学术上的百花争鸣逐渐退色。
从 1997 年起，台湾的发展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2001 年又遭遇全球电子业衰退，GDP 年成长率首次为负 1.26，失业率则冲破 5%。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期间，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4～5%之间，成为在野国民党的攻击对象。然而，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之际，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来袭，在这场余波荡漾的大衰退冲击之下，2009 年 GDP 年成长率衰退到负 1.57，失业率逼近 6%，到 2015 年为止，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3%左右。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动力减弱，新一波全球萧条风雨欲来，台湾的经济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后，台湾不仅经济成长率大幅衰退，也历经一连串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1986 年解除戒严之后，随之而来 1989 年经济自由化，国营事业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能力越来越微弱。民主转型、政党轮替以及民众权利意识成长的影响下，经济政策已经难以用强势的行政权来推动。
另一方面，政府效能确实远远赶不上市场转型的脚步，过去以强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重大财经政策，例如贸易上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与后来的积极开放，半导体产业的“两兆双星”计划，以及金融改革与高等教育产业大幅开放的政策，似乎都不见效，说明国家角色在转型过程中的失能。
其次，台湾金融市场对国际资金开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特别是到中国大陆另辟生产基地，两岸经济整合使得台湾中小企业面临存亡挑战、劳工就业条件也受影响，逐渐与经济成长脱钩甚至恶化。
而从市场结构来看，台湾的私营企业正在历经大型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为中小企业的鸿海集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大型企业早已取代了中小企业的出口份额。所谓高科技电子业逐渐凌驾传统产业，台湾先是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 21 世纪却面临迅速的资本外移，电子业海外生产的产值高达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团企业，成为台湾经济活动的主力，也越来越远离台湾经济起飞时由中小企业撑起半边天的图像。
金融产业结构也面临巨变。 1991 年的银行自由化与公有控股集团逐渐释股改变了间接金融的产业结构，农会与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市场被新银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后形成了“吴辜蔡花”金控体系——也就是新光、中信、国泰富邦与以花旗为代表的外资银行等巨型金控集团。
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与对外开放，成为台湾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上市柜公司数目由 1990 年的两百多家成长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余家，法人与外资主导台湾股市，企业则历经“金融化”与“华尔街化”的洗礼，经营策略越来越受到全球竞争压力与股东短期获利要求的影响。从发展历程与结构变迁来看，过去二十余年来，台湾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与全球经济接轨，远离早期发展研究所描绘的图像。
